我就读太阳集团电子游戏社会学系（那时候叫“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是在1982年9月至1986年7月，转眼30余年已过，犹如白驹过隙，更叹日月如梭。尽管如此，每每回想起那时候的求学经历和学习过程，许多情境仍然历历在目，有时候会像看电影一样，一帧一帧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那时候，学校的设施虽然简单（甚至有些简陋），社会学系的资料室的资料也十分短缺，老师的办公室更是拥挤不堪，但是初创时期的社会学系却朝气蓬勃，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员工大多如饥似渴，勤奋苦学，老师则或典雅睿智或风华正茂或敦厚和蔼，让人留下深刻印象，正因为如此，本文就说说给我上课、给我教诲的那些老师们。

那时候老师上课的风格各具特色，效果各有千秋，但都同样引人入胜。比如，袁缉辉教授严谨，刘炳福教授生动，顾晓鸣教授深奥，袁华音教授随和，陶慕渊教授风趣，沈关宝教授深刻，周振明教授细致，庞树奇教授循循善诱，蒋永康教授如沐春风；再比如，胡申生老师妙语连珠，仇立平老师严肃认真，张钟汝老师深入浅出，黄渭梁老师自嘲自讽、陆菲云老师淡定温暖、傅禄霞老师清晰明了。总之各具风采和各有神功，现在每逢同学聚会谈起那时候老师上课的情境犹津津乐道而不能自已。

平心而论，草创时期的社会学系师生其实并不清晰地知道社会学是什么，我也是在填高考专业志愿时，闭着眼睛在志愿表上随便瞎点点中了社会学，然后就懵懵懂懂地进了社会学专业，当时根本不知道社会学是学什么的？毕业后又会去干什么？学这个专业有前途吗？等等，一概不清楚。而那时候授课的老师们也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专业背景也是五花八门，有学历史的，有学经济的，有学中文的，有学心理学的，有学外国语言的，有学哲学的，唯独没有学社会学出身的，盖源于那时社会学已经被“封杀”几十年，专业人才培养完全停滞，而且直至当时仍被设置了许多教学和研究的“禁区”。尽管如此，它并不能阻碍社会学恢复和重建时期的师生对社会学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没有教材，老师们自己编写，所以那时候上课时经常会收到老师编印的、墨汁未干的讲义材料，这些讲义至今还被有些同学珍藏，成为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庞树奇教授在课上还说起，为了更快的进入社会学领域，更快地推进恢复期的社会学重建与发展，更科学和完整地建立起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框架，他在繁忙的教学课余一一走访了在上海和北京还健在的老一辈社会学家，从中汲取经验和养料，吸收老一辈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学的精辟见解和深邃思想。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国内出版了我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普通社会学理论》，因为在这之前国内仅有一本由费孝通先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更重要的是，庞教授在该书中首次提出“行为—关系—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框架，至今仍在国内社会学领域里独树一帜。该书已经再版4版，受惠的莘莘学子无计其数。我也是在刘炳福教授和庞树奇教授的教授的介绍与引荐下，专程拜访了当时健在的章人英教授，当面聆听老一辈社会学家谆谆教诲。

我正是在庞教授和其他老师的引导下对社会学逐渐产生浓厚兴趣并投入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袁缉辉教授的带领下将社会学研究的触角延展到老年社会学领域；受刘炳福教授、胡申生教授和张钟汝教授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被蒋永康教授和陆菲云老师言传身教，也对员工“像春天般的温暖”；在黄渭梁老师的感召下，也对社会工作专业产生兴趣。

虽然已经30多年过去，但是社会学系许多老师的音容笑貌仍然铭刻在我的心中，他们对社会学和教育事业的执著始终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范明林，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太阳集团电子游戏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社会政策评估、非政府组织研究、城市贫困问题等。目前，已出版《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小组工作》、《质性研究方法》、《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等著作。现任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理事、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常务理等。